摘 要:“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在方法論意義上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結合”的重要論斷具有重要意義。“結合”具有普遍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每一次飛躍都伴隨著“結合”的實現。“結合”具有艱辛性，認識國情、把握時代特點特別是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中保持自身獨立性、對本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科學認識，都極為困難。“結合”具有創(chuàng)造性，“第二個結合”使我們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認識更加科學、全面，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系統(tǒng)。
關鍵詞:“兩個結合” “第二個結合” 習近平文化思想 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特別是就“兩個結合”“第二個結合”等一系列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問題提出的重要論斷，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規(guī)律性認識和一個最大法寶。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guī)律性認識就是：“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結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結合”打開了創(chuàng)新空間，“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在方法論意義上深入學習這些重要論斷，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特別是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意義重大。
“結合”具有普遍性
文明的成長、思想的發(fā)展都離不開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正是在“結合”中，中華文明不斷成長壯大。同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每一次飛躍都伴隨著“結合”的實現。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第一次飛躍，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同志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明確指出：“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毛澤東同志在1945年4月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yōu)良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本質上也是結合，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干部與群眾的結合，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結合。毛澤東同志把“結合”這篇大文章做得酣暢淋漓，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且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進行第二次結合”。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組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指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chuàng)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第二次結合”的提出為我們走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正確的指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不僅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而且強調同時代特征相結合。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3]這個“結合”是在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使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4月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緊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新實際和國際形勢發(fā)展變化的新實際，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4]。這個“結合”是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促進我們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胡錦濤同志在2003年12月指出，不斷取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新進展，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就要做到“把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同解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緊密結合起來，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緊密結合起來，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緊密結合起來，同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實際行動緊密結合起來”[5]。這四個“結合”是在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條件下進行的。我們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這四個“結合”，并把它運用于對改革開放30年經驗的總結中，得出了“十個結合”的具體歷史經驗，即：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fā)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fā)展同保持社會穩(wěn)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6]這“十個結合”既是改革開放30年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認識。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更加重視“結合”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們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的理論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彼此成就的：“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顯示出日益鮮明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結合”具有艱辛性
任何一次結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滿艱難挑戰(zhàn)，是十分艱辛曲折的過程。在結合過程中需要解決很多高難度的復雜問題，要克服很多困難。
第一個困難在于認識國情，對國情特別是基本國情的認識從來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這個實際的認識就是很不容易的過程。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可謂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變成了什么？一代代人苦苦探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無論是睜眼看世界的魏源、林則徐，還是奮起抗爭的洪秀全；無論是以夷制夷的洋務運動，還是變法圖強的維新運動；無論是奔走呼號的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還是三民主義倡導者孫中山，都沒有完全認清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國情的變化，所以各種各樣的改良和革命總是失敗。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去認識這一國情。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明確提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7]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樣的論斷，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上是重要的創(chuàng)新。但什么是半殖民地？什么是半封建？黨的六大并沒有系統(tǒng)闡述。中國共產黨人又進行了長時期的探索。1936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中提出：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完整地闡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國情。新中國成立后，從1956年我們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我們認清和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是經歷了20多年的曲折探索。
第二個困難在于把握時代特點，特別是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中保持自身獨立性。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和早期發(fā)展，都有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有組織性約束。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的。其次，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那個時候，我們一直強調“走俄國人的路”。“俄國人的路”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40年代，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西方進步的知識分子，還是蘇聯國內大眾；無論是西方一般民眾，還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對20世紀30年代、40年代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都是認可的。這種歷史狀況、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組織存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使“走俄國人的路”形成一種客觀選擇。當然，即使是“走俄國人的路”，我們也不是亦步亦趨，而是進行著獨立的探索，包括在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1956年，我們結合中國實際、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教訓，從“以蘇為師”到“以蘇為鑒”，強調走自己的路，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當然，這一結合在現實中又遇到了國際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1960年11月，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3周年，全世界8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世界局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迫切問題，討論通過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劉少奇同志和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出席會議。在會議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受到了一些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批評指責。之后近20年，我們黨還是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第三個困難就是對于本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科學認識。如何對待本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是有教訓的。十月革命后，蘇俄出現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派”，他們提出應該徹底否定過去的一切文化，同時也應與同時代一切別的任何階級與階層的文化隔離開來，從而在真空中創(chuàng)造一種特殊的“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1919年10月2日，列寧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里（即《青年團的任務》），精辟地論述了無產階級文化同過去時代文化的關系：“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fā)展過程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guī)律的發(fā)展”[8]。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也是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發(fā)展變化的。早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毛澤東同志一方面堅決清除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特別是那些維護剝削階級統(tǒng)治的理念，另一方面運用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認識國情，解決問題。抗戰(zhàn)時期在處理與資產階級關系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對“和而不同”的內涵就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他說：“統(tǒng)一戰(zhàn)線又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斗爭。”他反對只講“團結”，只講“同”，而不講“斗爭”，不講“不同”的觀點和做法，指出：“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tǒng)一里有斗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為它是真正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古為今用”的要求。盡管后來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曲折，但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我們黨高度重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鄧小平同志指出，振興中華民族一定“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fā)展的一個精神動力”[9]。鄧小平同志用“小康社會”來標識當代中國發(fā)展的階段性目標，江澤民同志用“與時俱進”來表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胡錦濤同志用“和諧社會”來表意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特別是提出“第二個結合”，大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結合”具有創(chuàng)造性
成功的結合一定是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結合，其結合往往會探索彼此契合的有效路徑與方式，找到彼此之間相互促進的生長點。成功的結合一定是深層次的結合，其結合往往是在原創(chuàng)意義上進行的。
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使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30多年的發(fā)展不僅使中國經濟增長獲得強大的引擎，GDP總量從1992年的不到3萬億人民幣到10萬億，再到20萬億、50萬億，到2023年突破126萬億；而且日益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發(fā)展使市場主體蓬勃成長，為經濟持續(xù)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國家市場監(jiān)管總局統(tǒng)計顯示，截至2023年底，全國登記在冊個體工商戶1.24億戶，占經營主體總量67.4%，支撐了近3億人就業(y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yōu)越性充分展現，不僅呈現出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兼顧性，而且呈現出經濟利益與道德情操之間的平衡性。
有了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第二個結合”，我們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史的認識就更加科學、更加全面。我們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到，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是中國歷史的常態(tài)。自古以來，中國大地上發(fā)生了無數變法變革圖強運動，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后于時，脩今則塞于勢”等豪邁宣言。變革的風影充滿中國歷史的各個朝代，從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吳起變法、商鞅變法、李悝變法，到秦王朝的郡縣制、漢代的鹽鐵專營和隋唐的科舉制，從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元代的行省制度，再到明代的張居正變法和清代的攤丁入畝賦稅制度改革，有力地推動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進步。開放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鮮明特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經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浩浩絲路長歌，也曾經創(chuàng)造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歷史上，我們不僅出現了佛教東傳、“伊儒會通”、道佛相融，而且火藥、指南針、印刷術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走勢。
有了“第二個結合”，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就更加深刻更加系統(tǒng)。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新視域，我們把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群眾觀、階級觀、發(fā)展觀、矛盾觀結合起來，在科學社會主義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論斷?？茖W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論斷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寶庫中的精彩內容，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踐行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共產黨人價值觀的理論基礎，也是反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銳利武器。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注釋略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